200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2014年3月，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角度对“焦裕禄精神”作了四个方面的概括，即“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理、“吃别人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又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三股劲”，即要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
习近平总书记从不同角度对焦裕禄精神的概括和提炼，抓住了焦裕禄精神中最重要的内容即怎样对待群众、怎样对待党、怎样对待工作、怎样对待个人利益，揭示了焦裕禄精神的实质即对人民无限热爱、对党无限忠诚、对事业高度负责任、对自己严格要求。
红旗渠精神的内容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不是依赖国家，向上伸手的产物，而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持为辅原则，主要依靠林县人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而成的。因此红旗渠工程的兴建，就突出表现了自力更生的精神；红旗渠工程十分艰巨，又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上马，在粮食紧张、物资短缺、设备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倍历艰辛修建而成的，这就使艰苦创业精神表现得十分明显；红旗渠工程规模较大，参加施工人员众多，如果不是全县各个地方、各个单位都以大局为重，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如果不是全国有关部门及驻军部队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各级水利部门及工程技术人员和山西省干部群众的大力帮助，就难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展。所以，修建红旗渠过程中，同样突出表现了团结协作精神；红旗渠修建过程中，无论受益地区和非受益地区都不局部利益得失，为红旗渠建设贡献力量，特别是80位同志为红旗渠建设献出了宝贵生命，这就集中表现出了无私奉献的可贵品质。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指出，“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肯定了大别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革命斗争不断、革命火种不灭，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孕育了彪炳史册的大别山精神。党领导大别山军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决定了大别山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铸就了大别山精神的丰富内涵。
追求理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是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对中国革命必然成功信念的执着追求。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就开始在大别山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11月，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湖北黄冈成立了中共陈策楼小组，为鄂豫皖边区第一个党小组，此后大别山区党组织不断发展，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成为我党重要的建党基地。在党的领导下，大别山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坚守信念的高贵品质，“一根筋，不二心”，初心不改，不屈不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大别山，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红军主力转移后，留在根据地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确立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方针，重建红二十五军，创建红二十八军，进行坚持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在敌人重兵“围剿”，根据地人力、物力枯竭的情况下，省委奉命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向其他地方转移。留在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根据地屡遭敌人“围剿”“清剿”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先后经历4次主力部队转出，每一次主力离开后仍然有武装力量在大别山坚持斗争。他们靠着对理想的执着和革命必胜的信心，愈挫愈勇，一次次从磨难中奋起，革命的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
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牺牲。从1921年至1949年，大别山区为革命牺牲近百万人，仅在册革命烈士就有130351人，可谓“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大别山革命的播火者董必武在其90岁生日的诗作《九十初度》中写道：“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是大别山人坚定理想信念、不屈不挠斗争的最好注解。
胸怀全局、勇挑重担的奉献精神
大别山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对党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在革命斗争中始终能够以革命大局为重，为了革命需要和全局利益勇挑重担，牺牲小我，无私奉献。
1935年7月，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鄂豫陕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策应中央红军。在出征动员大会上，军首长吴焕先、徐海东对战士们讲：“这次的行动，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省委率领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长征。其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入冬后，中央红军物资补给面临极大困难，毛泽东向徐海东借2500元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中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红军，并命令部队节衣缩食，从人员、物资上全面支援中央红军。徐海东说：“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
1947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以破解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对这场关乎解放战争全局的战略任务，刘伯承、邓小平始终从战略全局出发，把是否对全局有利作为取舍的首要标准。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时讲，解放战争时期有很多重担，最重的担子是挑挺进大别山这副担子。
大别山军民以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始终把全局的利益放在首位，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深刻诠释了胸怀全局、勇于担当的大别山精神。
依靠人民、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
大别山区党和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与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党群、军民关系，筑起了打不破、摧不垮的铜墙铁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党组织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在发动武装起义和创建根据地之初，即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在根据地逐渐形成了省、特区（道）、县、区、乡、村六级苏维埃政权，大别山广大穷苦人民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主人。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制定了土地分配政策，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分得了土地。苏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各项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老百姓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文化教育上得到解放。党一心为民，成为人民的主心骨；人民一心向党，成为党的铁靠山。群众纷纷参军参战，为革命凝聚了巨大力量。“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黄安战役中，数万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送饭队、洗衣队，不分昼夜地支援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便衣队扎根于群众之中，打击恶霸土匪、救济贫苦百姓，被群众称为“流动的苏维埃”。在国民党实行“坚壁清野”的恶劣斗争环境下，群众依然想方设法掩护和支援便衣队。白天外出劳动时，老百姓自己饿着肚子，把饭藏在田边，让便衣队来取。他们把鞋脱下留给便衣队，自己光着脚回家。正是群众的无私支援，红二十八军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徐向前在回忆大别山革命斗争时说：“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有了群众的支持，红军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大别山党和军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凝聚起人民战争的磅礴伟力，这是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关键所在。
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大别山党和军民面对艰难曲折的斗争形势，始终能够保持自立自强、求实创新的宝贵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与大别山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黄麻起义后，由于国民党军疯狂反扑，起义部队决定转战木兰山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后开辟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在长江北岸率先竖起了武装割据的旗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重要实践。
在游击战当中，徐向前等人总结出了“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等游击战术7条原则，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异曲同工。红四方面军以“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为训词，在军事上进行了大量创新，比如围点打援，“反四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在大别山实行土地改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以及保护工商业等政策的建议。毛泽东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大别山经验”为党中央制定新解放区的土改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大别山党和军民从当地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探索新的规律和方法，坚持长期斗争，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展现了大别山区军民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和革命智慧，是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最坚实保证。
